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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知道，那一刻，没人能看得到我看不见情绪的忧伤，就像没人能看得见，我写在脸上的单相思一样。

    借着虚弱的月光，我打开抽屉，又朝里头扔了一颗红豆。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年头，也不知道自己在这算不清日子的年岁里朝着抽屉扔了多少颗红豆，唯一能知道的是，抽屉满了。

    南国的诗人不是说过么，‘此物最相思。’

    从陪玛节后的那天起，我就撒着一颗又一颗的相思，一遍又一遍地怀念着我的蜜豆。我想，这便是情劫，我思念某人，思念了满满一抽屉，只可惜，这种相思，有个孤单的名字，叫单相思。不过我不在乎能不能熬过这冗长绵延的孤单，因为我深有体会那英歌里唱的那句‘相见，不如怀念。’

    我和蜜豆的见面总是充满讽刺的戏剧性的，我为了阿哥去十里渠找她的那次，她刚好没了阿爹，而陪玛节的那天，又恰好碰到她在祭奠阿爹，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分析，我都是看笑话的那个人，而她，就是被取笑的人。而我们第三次碰面，是在陪玛节之后的6月20，三真的很不吉利，我见到她的时候刚好是她阿妈去世后的第三天。哦，是的，她又没有阿妈了。大概是因为她的生辰也沾了那么多个三字儿，所以命才这么不好。

    还记得她阿妈走得那天，下很大的雨，我和大妞赶着牛早早儿地就回家了。回家的时候，阿爹告诉我，蜜豆来过了，他说蜜豆来家里换米，留下了两双草鞋。然而，我在门外的栅栏旁，发现了一打鞋。草编的，我知道，是蜜豆留下的。

    “哟，这孩子，”阿爹诧异地说：“她也没告诉我呀。”

    我打趣地跟阿爹说：“您老儿太小气，人家给你一打鞋，你只给人家半袋儿米，缺德。”

    只是聊了没半会儿，阿哥就喘着气跑到我家里来。

    “寸草，”他说：“窦泌没妈了。”

    那天，他在我家过的夜，却喝了半宿的酒。他跟我说了很多，说他是怎么到得鱼子江边，怎么遇到了神经失常的春花儿婶儿，她阿妈怎么地见死不救，他是怎么地拼死要救，春花儿婶儿是怎样发了疯地咬他，他阿妈是怎么卯足了劲儿地抽他，蜜豆是怎么撞见了他们，又是怎样地误解他。他一直说一直说，最后说着说着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就笑了，然后就这么边哭边笑地睡着了。

    我寻思着再到十里渠去看看，也就是6月20号那天，我敲开了蜜豆家那扇老旧的关都难关上的木门。我发誓，我要做一个耐心地聆听着，我会听着她说她的委屈，说她的难受，说她的不痛快。我愿意做她的垃圾桶，当她的出气筒，她乐意的话，可以把一肚子的苦水都倒给我，我能替她烦，也替她受。可失算的是，那天，她没怎么说话，除了那句“我没有对不起你哥，是你哥对不起我”外，就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。真的，再多一句的话也没有，哪怕多一个字儿，也没有。

    记得门才打开的时候，我对她客套的说：“嗨。”

    她看了我一眼，就往里屋走。我跟着她，在后面朝她喊：“你有没有吃饭哪？”

    她闭着嘴，坐到了凳子上。我又搬了个木凳坐到了她对面。

    “你哑巴啦，”我问：“干嘛不说话。”

    她用手杵着头，一副很头疼的样子。

    我忽而觉得气急，干脆操着兴师问罪的口气，拿阿哥来激她：“你对我阿哥做了什么，他病了，你晓不晓得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，我以为她要说话了，但是她没有，而是干脆拉开了门，蹲到了屋外的水井旁。

    我跟了出去，她背对着我。我走到她面前去，她又转了个身。

    “你这是干嘛？”我问她。

    她不说话。

    “你有没有再听。”

    她依旧不说话。

    “我再说一遍，阿哥病了，你得去看他。”

    她把耳朵捂了起来，还是不说话。

    我终于成了倒苦水的那个人，而她，却成了那个装聋作哑的聆听者。

    我记得我那天一个人自言自语说了很多―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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